“人们感到脚下的大地尽在崩溃。”

                 ——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930

        上述这句话是朱嘉明先生在其新文章《历史不会熔断》中引述经济大师熊彼特的名言。这句话精确地描述了1929年大萧条经济危机时人们的彷徨无措，旧有的世界逐渐崩坍，经济衰颓的风浪猛恶，人们只能不断挣扎，看不到未来走出危机的方向。现在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这一场大危机，会走到大萧条这个地步吗？会引发人类社会怎样的变化？未来走出危机的方向在哪里？

        朱嘉明先生说，他一贯主张要从大历史和大世界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危机，才能理解经济危机的复杂成因以及走出经济危机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个思路个人非常认同，本文就想谈谈从大历史和大世界的视角对于新冠大危机的思考。

        大历史和大世界视角的意义，用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的话来描述，就是“理解未来的关键在于理解历史的教训。”与此次新冠危机最可比较的历史教训，就是1929~1938年9年之久的大萧条危机。为什么呢？

        1、两次危机都是前一个时代发展到巅峰所积累矛盾的爆发。大萧条前是1920年代美国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当时美国工业已经发展到汽车拥有量2300万辆，当时美国人只有1.32亿人，每6个人就拥有一部汽车，这个水平，中国到了最近两三年，才刚刚达到。新冠危机前是美国金融产业空前繁华的时代，连续11年的牛市，美国股市似乎可以无尽地上涨下去。

         2、两次危机的程度都超越普通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失业和经济大幅度的重挫。大萧条最高失业率达到25%，新冠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后，一周时间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高达328万，两周突破600万人，而且估计这个数字还会连续爆冲，多名经济学家预估失业率可能3个月内达到20%~30%。

        正因为新冠危机相对大萧条可能造成的对经济的损伤程度相近，也将导致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化，所以从大历史和大世界角度，大萧条所造成的社会、国家、经济、战争的历史教训对于新冠危机具有启迪性。

        大萧条带来的深远历史变化，最大的无过于以下三者：

        1、基本终结了金本位制度。货币的本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锚定实物贵金属，转变为锚定国家信用。现代金融的巨大演变，肇因于此。

        2、凯恩斯主义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新的主流经济学。这导致国家经济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美国固然是在凯恩斯主义思想下加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而德国更是实行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用政府大量投资军工来拉动经济。

        3、酝酿和奠定了二战的格局。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以及当时的霸主英国，凯恩斯主义并未让他们完全走出了危机，而只是将问题向后拖延。德国的军工生产力缺乏出口，美国的产品在各国贸易保护之下缺乏市场。争夺全球市场就成为资本的动力。于是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当时的世界中心欧洲，老霸主英国面对德国的咄咄逼人疲于应付。而中心外的两大强国，苏联借着国家集权工业体制和由于大萧条而便宜得到的资本主义国家剩余生产力高速发展，成就全球第二大工业国；美国则坐山观虎斗，静静地等待自己的机会。终于这种格局演变下，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4大强国，演绎出人类历史上空前璀璨而惨烈的战争时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参考大萧条的历史经验，新冠大危机又会带来人类社会怎样深刻的变化呢？蓝调研判，我们可以追踪如下主轴趋势。

        1、大国的斗争主轴，仍然是争夺全球市场。市场就意味着产业的生存空间，而产业占据市场的份额就意味着国力的兴衰。美国发动贸易战，打击中兴、华为等中国大企业，无非是这些企业已经具备了争夺美国原有产业市场的能力，这是老霸主排挤新生力量，维系自身市场的斗争。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国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这是拓展自身全球市场份额和开发新市场的斗争。这种老霸主与新生力量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也是日益激烈的，因为这确确实实是生存空间之争，即使是大国，也没有可能只依靠国内的市场。

         2、核威慑保证了斗争的形式仍然是经济战争。虽然核武器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但在这个时代我们似乎也许应该庆幸大国之间还存在可信的彼此核威慑，这保证了斗争的形式仍然不会演变到大国的直接军事大战，否则，二战的局面会否重演，会很不好说。中国近些年的常规军事大建设，也正是为核威慑外提供另一重军事威慑——即使是常规战争我们也有完全的斗争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战争，包括贸易战、金融战、汇率战、外交战，就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

        3、争夺全球市场未来的产业主轴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建设发展。每一次走出经济危机背后的经济力量，都是大规模新时代新产业的成熟发展。这也使新产业成为走出危机的时代标志。正如二战后，人们发现，电气时代取代了内燃机时代。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中美在产业上斗争最激烈的焦点是5G，美国对华为的打击并非针对华为这家公司本身，而是针对中国通过华为可能确立的5G全球主导权和产业优势。而5G本身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硬件基础设施。

         以中国为例。在中国近期酝酿中的“新基建”大计划（开头是34万亿人民币，现在大概已经到了40万亿，估计规模还会继续增加）中，所谓新基建的核心，就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

        新基建计划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赋予了数字科技和其他科技的“老基建”的成分，这不意外，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课要补。例如“铁公基”，我们人口是美国4倍，而美国铁路营运里程是22万公里，中国还只有14万公里（高铁3.5万公里）；美国公路总里程是约660万公里（7.7万高速公路），而中国是486万公里（高速14万公里）。中国和美国的人口密集区域大小差不多（大约都是400万平方公里左右），从人口规模来说，肯定要超过美国才能满足高度发展的未来经济需求。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建设科技含量要超过美国当年，也要适应未来数字经济的需求，数字经济本身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现实世界物质基础和基础设施。例如没有高度发达的交通和互联网，哪来网购的大发展呢？

         新基建计划中，更重要的部分是真正数字经济赖以成立的新基础设施。5G通讯、数字智能物流系统、特高压电力输送系统、超级电脑等，是为数字社会的数字经济运转提供物质和技术条件，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骨骼。而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等，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运行的具体内容和载体，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大脑、神经和肉体。

         例如区块链，在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扮演何种角色呢？个人以为最重要的是两方面。

        一是创造可控制、可监管、可信任、去中介、低成本的数字经济运行环境。例如人工智能，我们看过无数美国大片例如《终结者》之类，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慧而造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未来隐忧。而区块链正好是对人工智能的一种可信制衡，它以数学为基础，固化代码算法让人工智能只能在算法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二是区块链构成了未来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可信价值管理体系。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用会计管理价值，而未来是区块链管理价值。会计管理价值的问题是人治，有错误和造假，还有效率问题。而区块链管理价值，这是完全的数学算法，而且永久存证、不可篡改。

        产业之外，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第二个大战场，就是金融和货币。我们都知道，中国可能今年开始实验央行数字货币DCEP，人民币数字化的征途开始。而美国，在去年脸书的Libra数字货币计划暂时受挫之后，数字美元的计划有提速实施的可能。在这次疫情中，民主党就提议应实施数字美元计划，以此来简化传统金融体系之外对美国公民的援助方式。美国数字美元基金会宣布成立了一个由22名成员组成的咨询小组，该小组将帮助建立美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框架，而数字美元基金会则负责研究数字货币的潜在应用。

         数字货币特别是数字法币的实施，自然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极大刺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数字经济所创造的价值，也需要由数字货币来承载和流转。如果说新产业构成了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骨骼、大脑、神经和肉体，那么数字货币和数字金融就构成了血液。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和并行发展，才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正常发展的打开模式。

         大萧条经过了长期的经济挣扎、经过了人类最疯狂的世界大战，才得以走出来。而新冠危机，对于美国和西方，也很可能是一场长期危机，而对于中国，这造成了沉重的发展压力。破局之路在哪里？正大光明之道就是创新和突破，正如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经济理论，在经济危机造成大破坏的基础上，推动创新形成新经济，才是走出危机的王道之路。

         以上就是对于从大历史和大世界视角观察新冠危机后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发展成为斗争主轴的相关思考。

                                                                                                               来源：蓝调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