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区块链技术应用中，出现所谓的Token，被译为“令牌”，更被称为“代币”。于是，有人主张，“代币”既然替代货币，应不属“货币”，宜不受货币监管；于监管者立场而言，代币所代者——货币，应予监管。事实上，创新与监管活动，各自分别都将“代币”视作“货币”，“代币”所受监管正日趋严格。

“代币”，替代得了货币吗？货币，必将被替代吗？

首先，任一具体的货币都会被替代吗？

货币实践中，各货币形态多样，技术多源，所形成的货币体系也日趋复杂。具体货币种类之间不仅相互联通，且可相互转换，彼此间也事实上存在着竞争关系，甚或某一货币被取而代之。货币历史的常态，即新旧交替而生生不息，恰似一曲漫漫长歌。其间，任一种类或形态的货币都随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并非不可替代、不可取代，是为货币演化之必然。

第二，所有货币都会被取代，货币历史行将终结吗？

人类社会经济上，不乏货币失败的例证，货币经济全面倒退，甚或为所谓的“实物经济”所取代，货币在事实上被终结。这种状况是货币历史的逆转，是局部或暂时的，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为整个经济社会所竭力避免并有效克服的，断非货币历史发展演化的目标或归宿。尚无证据表明，人类经济社会数千年货币历史的发生、发展与演化，是走向自我取代与终结，除非社会经济体系自身不在需要货币。

第三，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能否根本上终结货币体系？

经济数字化，数字技术似乎正在全面而彻底地取代所有既存的货币种类与形态，进而货币体系整体实现数字化，发展开去，数字化货币是否意味着货币的终结？技术，是货币问题的局部，而非全部，更非本质。正如金属冶炼、造纸或印刷术，极大地改变了货币的效能与存在一样，数字技术仍只是改变了货币的形式，而非本质。基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货币体系已或将实现自我更新而非自我终结。

技术所带来的货币认同危机，在货币历史上，并不罕见，几乎任何重大的货币历史变革中都曾出现过。有如，经济社会曾对纸币或银行货币惊恐万状，“币将不币”的疑惧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一些纸币创新者或银行货币发行者则曾大喜过望，认为可以摆脱货币所有束缚，使用“代币”随意创造无尽的财富。不错，金属铸币、纸币、银行货币，等等，都是所谓的“代币”。数字代币，是数字技术条件下，所出现的新的代币样式，并不是代币的始祖。那些认为“代币”将彻底改写乃至终结货币历史者，狂喜过后，终不免幻灭，归于平静。

“代币”，货币史上屡见不鲜，不过稀松平常之物而已。

中国货币历史上的“盐引”、“茶引”、“酒引”，等等，就是相关贸易与流通的代用券，亦即所谓的“代币”。这些实物代金券之外，货币本身也存在“代币”，即为“钱引”。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票”与“证”，包括“外汇券”，乃至双轨制下的“批文”、“批条”，都是所谓的“代币”。这些代币先进，抑或落后，都是某种外部或事后的评价，在其所处的具体而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它们都是神通广大、威力无比的存在，是人们对货币本质最为透彻的理解与精到的掌握与运用。事实上，货币多样性是常态，绝对单一的货币使用，不仅货币史上不曾出现，时至今日，也是极为罕见的。

以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普遍存在的“票证”为例，票证的发行、管理与运维，是极其庞大、复杂、繁琐，甚或低效的体系，几乎无人能全面掌控。市场化改革伊始，计划当局创造条件以逐步取消作为“代币”的居民家庭部门的“票证”，以及逐步企业部门的“指标”与“指令”，中国的经济改革由此得以在城乡、工农、家庭与企业等之间“渐进”地展开，走上了渐进改革之路。

改革成本没有瞬间放大，民众所付出的代价尚在可承受的范围，而改革所带来的福利则稳步增长，经济改革的社会认同更普遍增强。同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苏东集团，则不曾采用“票证”体制，不能通过票证管控商品与服务的巨大缺口，物价锁定之后，缺乏票证缓冲，抢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社会经济矛盾与冲突显性化、刚性化，一旦放开价格控制，货币与经济社会的崩溃便瞬间发生。

如此，“休克”与其称之为“疗法”，不如视之为“宿命”。是否选择“票证”作为“代币”，促使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选择不同的经济改革道路，进而决定了各自的成败。

究其原因，帝俄时代的俄罗斯便奉行不兑现纸币，到苏维埃时代，受困于意识形态，更几乎要取消货币，其经济转轨的历史代价与经济社会的牺牲自然也就远较中国巨大；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末货币总崩溃的基础之上，票证代币是货币普遍失败后的传统补救策略或暂行安排而已，有了票证缓冲，为渐进回归常态的货币经济运行提供了可能。

数字化伊始，经济变轨带来了数字代币，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等数字支付平台兴起，数字支付平台所运行的数字支付工具或数字支付指令，虽未使用区块链技术，其数字账户内的“数字”，也正是所谓的“代币”。对其强化货币监管，正当其时，也是大势所趋。

“货币”本是“代用”之物——但凡货币，皆为“代币”。

“代币”所“代”，究竟是什么？即，货币本质何在呢？

巴西数学教授Júlio César de Mello e Souza以马尔·巴塔罕(Malba Tahan)的笔名，在其名著《数学天方夜谭》一书中,讲了一个平分骆驼的故事。说的是，三兄弟继承了35头骆驼，依照遗嘱，长子得半数，次子得三分之一，三子得九分之一，三兄弟为此一筹莫展。聪明的数数人撒米尔找到了分配的方法，他牵来自己的一头骆驼送予三兄弟，这样就有了36头骆驼，然后三兄弟各取所得份额，还剩下了两头骆驼。撒米尔称，一头本属自己，另一头应属自己解决了难题的酬劳。事实上，三兄弟都较遗嘱分配份额多得了，于是，大家皆大欢喜。

如果我们试图“解释”货币的本质，这个故事便十分应景了。撒米尔牵来了谁的骆驼都不重要，哪怕是条狗或者是头死骆驼，都不重要，反正最后还是要被牵走。也就是说，有没有撒米尔的那头骆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方法。这个方法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流转的问题。经济社会中本无所谓“货币”，但是在分配和流转交易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而发生梗阻，这就需要数学上的“解”，换作今天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算法”。

“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发现”或“设定”，也就是撒米尔牵来的那头“骆驼”。货币有“价值”吗？似乎在问，真有那头骆驼吗？没有也没关系，只要三兄弟“认定”有，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认定”就是所谓的“信用”吗？不认定，同样也没关系，结果一样有效。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讲到了椰普岛的石头币，巨大石币在岛屿间船载以运，一日船沉了，石币落于海底。于是，长老们开会研讨善后，作出决定，石币仍在，无须船运，记账即可。不错，撒米尔的“骆驼”也只是记账的工具，与椰普岛的“石头”也只是记账的单位，存不存在，有无价值或信用，都无差异。古时国人喜爱玉石，欧洲重商主义者喜欢金银，撒米尔牵来平账的骆驼，椰普岛人用沉海的石头记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们都是“代币”。放到账目上看， 都只是货币符号而已。无须价值与信用，大家“认账”即可。

货币只是“认账共识”下的符号或单位而已，是天然倾向于计量、计算活动的。至于，它是在分配中被设定，还是在交换中被发现，并不重要，因为，所谓的一次简单的交换可以在数学上理解为两次逆向分配的活动而已，并无本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