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曾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的蒋南青博士，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也是第二期“循环中国”媒体公益培训的授课嘉宾。

长期关注碳中和的蒋南青熟悉全球及中国的循环经济政策，擅长从专业且国际化的视角去剖析中国的行业现状，并深知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关于产业如何操作才能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她也有深入的观察。

在2021苏州“双碳”高峰论坛暨绿普惠碳中和促进中心成立大会的圆桌论坛上，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作为主持人向在座的嘉宾抛出了当天探讨的议题之一：如何为一座城市做一本“减排数字账本”？

7月11日在苏州高新区揭牌的绿普惠碳中和促进中心着手做的，就是以苏州为示范样本而做的我国第一本城市碳减排数字账本。

建立碳减排账本

刚刚成为碳中和促进中心理事的蒋南青当下专注于做一件事——为个人、企业、城市建立碳减排数字账本。

在她看来，要讲好碳中和的中国故事，鼓励全民参与碳减排，需要尽快做出成熟的城市样本和模式，才能让碳减排数字账本在全国普及。

除了正在苏州推行的城市账本，基于“绿普惠云”平台构建的首个政府侧碳普惠平台已率先在四川泸州落地。

泸州市的“绿芽积分”使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综合采集公民在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绿色循环、绿色金融等多个维度绿色场景的减排行为，并将其科学量化，形成分布式架构的绿色账本和一套集纳个人绿色生活的多维体系算法，进而建立泸州市个人、企业、政府碳减排数字账本，完善个人绿色生活回馈机制，支撑全民绿色生活方式。

“我们的‘绿普惠云’，最先从个人切入来建立碳减排数字账本，而不是国家管控的工业行业的企业。因为消费端的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占比将会越来越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左右。接下来，消费者在出行、居住和家居、废弃物等方面消耗的碳排放将会越来越多。”绿普惠碳中和促进中心理事长陶岚表示。因此，如何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当下国内外研究碳减排的热点。

2017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联合清华大学等单位组建的《中国碳排放：尽早达峰》课题组在一系列科学、系统、定量化的研究后，论证出中国尽早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可行性。其中一条结论为：“调整消费需求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最重要途径。”

蒋南青认为，改变消费行为是件长期的事，因此有必要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提供激励机制，以鼓励公众低碳行为的发生。

然而，要建立系统化的碳减排数字账本并非易事。

蒋南青坦言，难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目前对个人行为的碳减排行为，尚无一个标准统一的方法学。因此，“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构建科学、标准的方法，从而量化行为”。

其次，在标准统一的前提下，要防止减排量重复计算。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平台对减排行为滤重，并为个人建立起碳减排账户，消费者个人也将获得减排量，从而在有效的定量中激励个人持续参与绿色减排的行动。

对于个人的碳减排激励，将会迅速传导到企业端，从而带动整个城市的减排。

“在建立碳减排账本的基础上，通过政府政策的激励以及公益组织的奖励等，就能激发消费端的绿色行为，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让企业更愿意去生产新的产品。”蒋南青表示，对企业来说，除了生产本身的碳减排，产品采用的原材料也会更多选择绿色的材料，从而去满足消费者减排的心愿和行为。因为使用了这些企业的低碳产品，消费者个人也将获得碳积分，所以聚焦个人就可以把企业绿色低碳的行为定量出来，也会促使企业主动做出减排行为。

除了个人，碳减排账本也将为企业带来直接且巨大的收益。比如，碳减排量将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成为一项正资产，或者作为利润和收入，成为企业获得信贷或相关金融创新手段的依据。

对于城市来说，则将因为企业和个人的参与，把所有场合融合在一起，进而整体性地解决城市运营中的减排环节，最终必将是更注重发展低碳绿色的产业以带动整个城市的减排。

“我们的绿普惠云就是针对以上问题，所给出的解决方案。通过云平台的体系，从微观层面不断叠加，并让个人、企业、城市产生相互的联系，就能实现减排的共赢闭环模式。”蒋南青说。

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正式启动，“减碳赚钱”正逐渐成为现实。而建立标准化、可通兑的碳减排数字账本就是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

碳减排催生大量商机

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推进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启动，越来越多资金和人才开始涌入循环经济领域，并在行业的颠覆性改变中催生大量商机。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下称《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循环经济产业各项指标大幅提升，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5万亿元。

聚焦“金属回收、农作物秸秆回收、建筑垃圾回收、废纸回收”四大产业，企查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现存32.2万家金属回收相关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4.6万家，同比增长118%；现存“农作物秸秆利用”相关企业4.14万家，2020年迎来爆发，全年新增1.36万家，同比增长451.7%；建筑垃圾回收产业则是从2018年逐步起速，2020年新增1.44万家，首次破万，同比增长83.2%，今年截至目前已新增9865家。

在蒋南青看来，接下来，高品质的回收以及回收再利用的相关创新产品和技术，还有新的再制造方式、租赁共享模式以及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方案等领域，都将释放出巨大的商业潜力。

不过，由于目前可再生料的生产制造规模还不够大，再加上再生原料的性能会在加工中有所改变，需要增加更多工序以改良性能，因此在本身的经济性上还不具有优势。以塑料为例，蒋南青表示，只有当新料的价格远贵于再生料时，企业才会选择用再生料。如果价格差小，企业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更愿意用新料。

石油价格不断走高对于再生行业的发展是一大利好。而碳减排价值的逐渐显现也有助于让可再生材料的综合价值高于新料，并让原本的不够经济的生产模式变得经济且可持续。

随着国际大品牌纷纷做出减排承诺，减少生产新料和对石油的消耗，增加再生原料的利用率成为了大势所趋，并将逐渐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改变。

循环经济的挑战与任务

上述《规划》提出，“十三五”以来，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15年提高了约26%，GDP能源消耗继续大幅下降，单位GDP用水量累计降低28%。

然而，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仍面临重点行业资源产出效率不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规范化水平低等问题。

在蒋南青看来，我国循环经济最大的挑战还是系统性问题。“当下减排成本是低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然而系统性和政策性的问题，仍然需要跨越上下游，甚至不同行业和产品，去构建闭环，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大量挑战。”

她举例说，食品接触级的可再生塑料会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而无法被使用；在回收行业，政策目前只补贴了前端的回收，对于后端运营体系并无补贴，也尚不完善；从源头而言的瓶子本身的设计，也让后端的回收变得困难，等等。“还是存在标准性、政策性和设计上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比较多。”

其实，中国的再生资源回收和利用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较高水平。但蒋南青提出，我国资源回收的最大问题在于，低值的回收物尚未建成完善的基础设施架构。按照循环经济的原理去推动废弃物回收方式的话，现在还刚开始建立前端的回收。后端还有大量分类的问题，比如能否被送到相应的回收站或打包站，能否对已分类的垃圾进行更细的分类，从而实现按照不同质量去做不同梯级的利用等。

与此同时，对于低值废弃物回收，我国目前还是禁止的政策更多，而缺少鼓励性的政策。比如，禁塑的政策很多，但去鼓励塑料回收创新的政策相对少，就很难让整个行业真正循环起来。

因此，除了通过政策的补贴，在经济上推动回收再生行业的发展，还要把生产商纳入回收链条中，并通过碳减排的模式，分摊减排成本，从而建设一个减排的体系。

这让“顺着碳减排的春风，去推动大家做碳减排计算，在统一的标准中，有效地鼓励大家参与减排”变得必要且急迫，而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和闭环，至关重要。

蒋南青觉得，作为民非组织和社会团体，他们有义务和责任去建立统一的量化标准。循环经济不是单家企业或光靠企业就能推动的，它需要跨越整个行业去推动政策的出台，这个过程中第三方机构责无旁贷——他们要先去了解这些行业的现状及痛点，对案例做深入的研究并推出示范项目，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突破口。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之一，为推动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实现，《规划》明确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保障政策，提出健全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标准、完善循环经济统计评价体系、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强化行业监管。

蒋南青认为，随着与资源利用和循环经济相关的新立法不断推出，我国必将出现更多定量的方式，资源回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越来越完善。而提出目标之外，我们还需要用科学的监测和统计方法去实时监管，以确保举措落实，这些目标也正在一步步实现。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