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球65家央行积极从事CBDC工作的占比已达到86%，比四年前的水平增长了30%以上。不仅如此，各国央行对CBDC的研发也逐步迈向更高阶段，约60%的央行正在进行概念验证或实验，这一占比在2019年末尚为42%，并且，14%的央行已经在推进试点工作了。

2020年10月20日，全球第一个在其全境范围内落地的CBDC——巴哈马中央银行发行的“沙元”（Sand Dollar）正式推出。巴哈马“沙元”试点采用持有量上限规则，以防止对传统银行产生大量的存款替代。2021年3月31日，东加勒比中央银行（ECCB）启用其央行数字货币DCash，从而成为首个发行CBDC的货币联盟中央银行。

除了小型经济体以外，世界主要央行也在探索自己的选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e-CNY）在其中走在前列。2020年10月，深圳首次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随后苏州、北京冬奥会会场、成都等地先后加入，累计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金额超过1.5亿元，场景覆盖逐步拓展。

数字人民币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重视和警惕。在疫情的冲击之下，2020年6月，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提出了“美联储账户”（FedAccount）和“数字美元项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两项美国版CBDC方案。美联储波士顿储备银行与麻省理工学院也正在合作进行CBDC的研究。2020年10月9日，BIS与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典、瑞士、欧元区、美国的央行共同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础原则与核心特征》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从支付（包括跨境支付）、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央行目标之间的平衡等方面阐述了中央银行发行CBDC的动机及其中存在的风险和挑战，并提出了CBDC的核心特征值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该报告表示参与的各家央行并非确定要发行CBDC，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些CBDC的设计思路和技术选择，并表达了这7家央行继续合作的意愿。

2020年10月2日，欧央行发布了《数字欧元报告》，详细论述了数字欧元发行所需要的情境、隐含的要求，分析了其可能对银行业、支付行业、货币政策、跨境使用,以及欧央行自身盈利能力和风险承担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了在准入、隐私保护、限制机制、离线应用、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功能设计，这是一个对数字欧元详尽的阐述。

此外，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也在推进过程中，包括欧央行和日本央行的“星云项目”（Project Stella），BIS创新中心、瑞士国家银行和基础设施提供商SIX的Helvetia项目，以及BIS创新中心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泰国、中国和阿联酋中央银行合作运营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ultiple CBDC Bridge）项目等。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将通过共同研究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在CBDC跨境支付中的解决方案，开发概念验证原型（PoC），以支持全天候、实时的跨境CBDC交易等。

迄今为止，尽管CBDC的讨论热闹纷纷，但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最优技术路线选择，各主要经济体的CBDC研发路径仍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些可供选择的技术路线已逐渐浮出水面。基于是否广泛可得，可将CBDC分类为零售CBDC与批发CBDC。零售CBDC面向所有个人和企业发行，可以广泛用于各类交易当中；批发CBDC则主要用于大型银行间支付结算或新型通证化的金融资产交易，类似于目前的准备金账户。目前，全球主要央行对零售CBDC的关注度已经远远超过批发CBDC。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零售CBDC的运行机制、基础架构和技术形态等三个关键技术路线问题。

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最底层、最基础的安排，它决定了央行、商业银行和科技公司在CBDC发行中将扮演的角色，现实中运行机制主要分为单层和双层模式。

在单层模式中，CBDC不仅是央行的直接债务，央行还可直接运营支付系统并提供零售服务，所有的账务均由央行维护。在这种模式下，央行将对CBDC相关的产品设计和应用拥有更多控制权，但是直接面对零售客户提供分发和支付等一系列服务可能会超出央行的职责和能力，甚至可能会引致商业银行对去中介化的担忧。因此，单层模式可能只适用于一些金融部门极度不发达的小型经济体。

在双层模式中，CBDC仍是央行的直接负债，但支付服务和账务维护则部分或全部交由商业银行和科技公司提供。这也派生出双层模式的两个主要子类：一个是“居间型”双层模式，即央行只维护其对商业银行等中介机构的批发账户，而面向零售的服务和账务均由中介机构承担；另一个是“混合型”双层模式，商业银行和科技公司作为中介机构仅提供零售支付服务，央行则运营背后的基础设施并保管所有交易的总账。

双层模式中还有一种间接模式，被称为合成CBDC（Synthetic CBDC，sCBDC）。这种sCBDC是由商业银行等获准的中介机构基于中央银行储备或流动性支持向公众发行的数字货币。但这种模式发行的数字货币并非央行的直接债务，它更趋近于稳定币的运行逻辑，往往不被认同为典型的零售CBDC，且尚未有主要央行计划采取这种模式。

运行机制作为CBDC的底层框架，模式选择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这与本国中央银行的资源、技术实力、金融中介部门的广度和深度、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金融系统运行水平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自从中国人民银行明确双层运行机制后，这一模式正越来越多地被全球所接受。根据BIS的2021年4月5日的一项调查表明，计划采用双层结构的央行为15家，相比于2020年有明显增加。

基础架构

基础架构主要是解决如何使用传统中心化的技术或者DLT的问题。CBDC作为未来数字化金融系统中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保障其运行的安全、稳定。不同的基础架构类型在效率和稳健等方面的特性上有所不同。不同于比特币和许多其他私人加密货币使用的DLT，所有尝试DLT的央行都采用了许可型的DLT技术。该架构可以控制哪些参与者能够接入系统并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从而满足了“了解你的客户”（NYC）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要求。许可型DLT还可以保留央行对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的完全控制权，BIS创新中心已经在PoC中验证了这些属性。

虽然许可型DLT被证明比非许可型更为占优，但传统的集中式架构在金融领域已经成熟运作多年，运行表现甚至比DLT更好，从而使得许可型的DLT对公信力较高的央行并没有多大边际改善。因此，现实中，可能只有在对本国货币信任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DLT的改进效应才更为明显。BIS在2021年4月对各国央行的调查数据也反映了这一变化。

技术形态

技术形态能确定CBDC是基于账户、通证（Token）还是混合型技术，涉及消费者如何获取和交换CBDC以及隐私性和监管等因素。

基于账户的CBDC的所有权取决于个人身份，作为传统的解决方案，它可以为支付和监管提供较为成熟的技术。然而，考虑到CBDC的普惠特征，对于没有银行账户和长期依赖现金的用户来说，这无疑会造成一种金融排斥，同时基于传统账户的CBDC会失去更多的隐私性。

与之相对的，基于通证的CBDC，其所有权取决于是否“持有”某个通证，而拥有通证的地址却是匿名的状态。这种技术在应用上更接近于现钞的形态，有利于突破现有账户体系烦琐的身份认证和数据孤岛等问题，但纯粹基于通证的CBDC可能难以得到监管部门的认同。首先，它与NYC原则相违背，可能会滋长逃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问题；其次，它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削弱CBDC的普惠特征，因为普惠金融的前提是识别需要资金和金融服务的个人和企业，完全匿名的地址将破坏这一线索的建立；最后，由于互联网的无界特性，纯粹基于通证的CBDC将难以分辨居民和非居民，从而允许资金不受控制的跨国转移，这恐怕是各国监管部门都难以允许的。因此，即便是使用通证技术，也势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身份验证。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DC/EP采取了可控匿名的技术方案，用户在首次签约时被要求验证身份，但只有央行才能获知和披露交易数据，用户可以选择对包括交易对手和中介机构在内的第三方保持匿名，以确保了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安全，但同时仍可以对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进行跟踪和监管。2021年4月BIS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更多的央行偏好中心化和混合型技术。

CBDC对银行与支付机构的影响

CBDC可能会提升银行和整个支付体系的安全性。作为央行的直接负债，它在现金和商业银行准备金之外，为金融系统提供一种新的中央银行货币。中央银行能够提供最终的结算手段，以消除所有债务；能够提供日内结算流动性，保障支付系统运转良好；在危机时刻，能够充当最后贷款人。因此，中央银行货币具有最终性、日内流动性和最后贷款人三种重要特征。

从持有者个体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和企业持有的银行存款，都是由账户提供机构来管理，因此持有银行存款天然要承担商业银行的挤兑风险；但由于中央银行具有货币发行权，没有信用风险，这就使得CBDC具有更低的信用风险。另外，从支付系统来看，当使用银行账户资金支付时，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清算和银行之间的清算往往是异步的，这就意味着存在日内的信用风险敞口；而使用CBDC支付时，可以做到只涉及对中央银行债权的转移，从而不产生信用风险。可见，CBDC的特性为支付系统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最终的清算媒介。尤其是在监管环境较差、没有严格的存款保护制度，或者数字化支付机构的信用风险较高的国家，使用CBDC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安全保障。

CBDC也许能够缓解金融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业务创新与数据权益保护的“两难”问题。在数字化的浪潮下，为争夺客户，各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常常将自身客户产生的数据作为经营与竞争中最重要的“护城河”，导致客户数据被不断挖掘利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数据垄断和数据孤岛。因此可以说，数字时代下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对于金融消费者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创造了多样化、定制化、便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掠夺了金融消费者的数据权益。

CBDC有可能可以化解这柄“双刃剑”的问题。一方面，在双层运营模式下，由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巨头等金融中介机构为公众提供零售服务，它们拥有开发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经验和技术，可以创新公众与CBDC的互动方式，不断创造出新的场景和应用，因而能够改善CBDC的消费者体验，提升金融普惠性。另一方面，在有限匿名的技术设计下，CBDC的使用者可以选择对交易对手和服务机构保持匿名，而通过在中央银行设置数据隔离，其账目也可以有效脱敏。由此，消费者和企业的数据从单个银行或金融科技巨头等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从而防止金融中介过度收集和使用其数据，解决了数据垄断和数据孤岛的问题。

在CBDC普及度很高的情景下，商业银行的负债端可能会从零售转向更为依赖批发融资。将压缩利差，迫使银行不断改善服务，以保持竞争力，从而在整体上改变银行业务模式。为了缓解这种转型压力，保证银行体系平稳过渡，有几种过渡的设计安排也在探讨中。一是干预CBDC的按需兑换能力，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做法。二是对CBDC施加持有限额，但这可能使一些大额支付需求受限。为此，欧洲央行曾提出过一个“瀑布式”账户的构想，即把超过CBDC持有量上限的款项自动转移至该账户，从而实现CBDC限额和大额支付需求的兼容。三是分级回报安排，即将相对有吸引力的利率应用于一定的CBDC持有量限额之内，而对超过限额的CBDC适用较低的利率甚至收取费用。

CBDC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CBDC为利率调控打开了更大空间。如果CBDC计付利息，那么它将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当CBDC以正的利率计息时，其利率将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这将为中央银行提供一个非常直接且强力的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CBDC的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影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另外，付息的CBDC也为负利率政策打开了空间。在危机时，由于民众可以将存款账户中的资金转化为“零利率”的现金，因此传统名义利率下限为零。如果CBDC对现金的替代足够完备且足够刚性，那么就可以通过为CBDC计负利率，或者通过收取管理费的方式实现负利率。针对如何在允许离线交易的情况下完成CBDC计付利息的操作，也相应产生了几个解决方案给CBDC的设备加入内置时钟来记录交易的时间，待设备联网时更新利率；或规定部分离线储值设备不计算利息；或设置利息金额上限，等等。

CBDC还有助于改变货币的投放效率。一般情况下，央行通过不同的政策工具，经由一系列传导以期达到调控信用的目的。然而，货币政策传导无法保证始终有效，并且极有可能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主体利益下出现“堵点”。另外，货币政策的传导事实上还附带一定的财富分配效应，率先接触到货币投放的经济主体能够更早地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但考虑到CBDC的数字化和可追溯的特性，中央银行将能够更好地监控政策资金的流向，实现直达式的精准投放，甚至能够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直升机撒钱”。

CBDC跨境支付的实现及其影响

许多央行设计CBDC的动因之一就是实现高效的跨境支付，但这涉及前述的技术形态问题——基于通证的无限制访问将天然地可以对任何人开放，从而可以很容易地让非居民持有本国CBDC。同时，跨境支付还会涉及零售CBDC和批发CBDC的互联。并且，与上述对国内机构和组织体系影响不同的是，跨境支付势必需要不同国家央行之间的合作。目前，已有不少央行对CBDC的跨境使用表现出了兴趣。截至2021年4月，有11家央行明确表示将进行CBDC跨境使用的研究和试验，这比2020年8月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在改善传统跨境支付的过程中，国际上主要有三大类方法。

兼容模式。兼容模式通过提升不同CBDC网络的兼容性来减少跨境和多边货币服务的障碍和摩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通用的技术标准实现互联互通，如统一报文格式、加密技术、数据标准和用户界面；另一方面，可以在不同的国家间协调建立统一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从而简化NYC、交易监控和监管处罚流程。兼容模式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Multiple CBDC，mCBDC）与传统的跨境支付系统非常类似。这种事后的兼容协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法律和监管兼容性往往是其中最大的障碍。

互联模式。互联模式比兼容模式更进一步，它通过共享技术接口或使用通用的结算机制实现CBDC的跨境互联。其中，共享技术接口可以较为直接地使一国的CBDC使用者向另一国的CBDC使用者付款，而不需要中间人的参与。目前，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已经联合验证了这种方法。在通用的结算机制安排下，一国央行可以允许其他央行持有其CBDC，为其在他国充当分销代理，例如加拿大、英格兰和新加坡货币当局就曾描述过“超级代理”的构想。

集成模式。集成模式是在单一的mCBDC系统中集成多个CBDC，比如可以使用DLT技术创建一个跨国的分布式账本，各国的CBDC系统通过接入这一系统，实现多边货币的跨境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参与的Multiple CBDC Bridge项目的前身——Inthanon-LionRock项目就已使用了这一思路。这种深层次的集成能够大大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但也会带来不少障碍。比如，这种单一的mCBDC系统由谁来发起构建，其标准、规则如何制定，它对接入系统的国家的货币发行、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几何，这些都将成为落地应用的阻力。

BIS的一项针对46家中央银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在全球央行对CBDC的研发中，上述每种模式均有被涉猎，其中对互联模式的探索最多。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我国来讲，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兼容将可能脱离SWIFT账户体系独立实现跨境支付。比如，可以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战略，在境外铺设DC/EP数字钱包基础设施，我国居民和企业开立DC/EP数字钱包后，可以在境外方便快捷地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同理，进入我国境内的非居民也可以在未拥有我国银行账户的情况下，直接获取DC/EP数字钱包，从而获取便捷、高效的支付服务。由此能够显著增强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结算功能，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CBDC的跨境兼容性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其一，引发了对于货币替代的担忧。但是根据前述分析，无论CBDC选取基于账户还是基于通证的技术，身份验证都将是必不可少的步骤，CBDC的发行国央行可以通过限制非居民的使用，以降低其他国家货币替代的风险。其二，由于不同国家CBDC的研发进程不同，一些国家担忧认为它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竞争的工具。在中国人民银行DC/EP试点稳步扩大的当下，很容易招致西方国家类似的指责。我们认为，这种担忧和批评主要出于政治诉求，而非基于经济金融理论。国际货币地位是由一系列因素综合决定的，包括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效率和开放程度，对其货币长期价值的判断，对制度、法律和相关基础设施的信心，以及对该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信任等，绝不仅仅只是因为CBDC的发行而提高其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本文发表于《银行家》杂志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