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济克服重重困难，负重前行，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仍然实现了6%以上的增长，新的增长动能转换加快，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这一增长来之不易，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1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济克服重重困难，负重前行，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仍然实现了6%以上的增长，新的增长动能转换加快，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这一增长来之不易，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结果；是全国上下，统一思想，全面推进精准扶贫、治理污染、防范危机等"三大战役"的结果；是正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坚韧不拨，艰苦奋斗，共克时艰，顶住压力，排除万难的结果。

201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9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制度变革，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决定。这一决定"洞若观火"，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实事求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重要结论。我们对2019年的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多维度分析也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达到一个"临界值"，所有指标都显示，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触碰了"硬地质"，这就是"制度硬核"。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相继下行，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几乎都与制度有关。民营企业投资急剧下降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引起的"信用不对称"导致的金融不公平有关；消费动力衰退与"城乡夹心层"、"贫富夹心层""制度夹心层"有关，大量农民工退潮，民营企业"跑路"，中小企业倒闭，对外贸易受阻，p2p爆雷，传直销伏法，违建清理，环保停产，金融地雷，形成了新的"失业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这些人不敢消费也不能消费；出现了大量的“僵尸企业、僵尸资产、僵尸资金、僵尸人才"，这些"僵尸"占用大量经济资源，影响新的增长动力；地方政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鼓吹主义抬头，出现了"大跃进式"的"综合性症状"；对外贸易更是遭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而重要的原因也是"制度硬核"，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异己"，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中国不在"制度硬核"上破蚕而出，将还会遭遇更多更大的"阻击战"。中国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系统性金融风险，很多风险已经触发"临界值"。

2020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把制度变革作为突破口，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技术，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重要的百年转折的契机，推动制度变革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深化改革开放，逐步实现国家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创新金融制度，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智能化技术武装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体系建设"弯道超车"，学会在数字经济、信息社会背景下，创新货币政策理论与技术，以科技革命为契机，用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生产函数，求解货币政策目标，建立和完善数字化、智能化、动态化、精准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现代化货币政策治理体系。

一、2019年中国经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及其深层次原因。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体制性、结构性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具体来看，消费增速持续下滑，进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虽然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坚韧，基建投资有所回升，但受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影响，总投资增速亦有所回落。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但整体上仍面临效率不高、市场化程度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延滞了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转型。劳动力市场持续疲软，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下降，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受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快速上升等因素的影响，CPI同比增速不断上升，但受需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PPI同比增速自7月份以来持续为负，CPI和PPI剪刀差不断扩大。

尽管一些新经济行业增速较快，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不高，对冲传统经济增速下滑的作用有限。从内部来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然是重中之重。家庭部门杠杆率不断增加，严重制约了家庭消费潜力的释放，增加了金融风险。受总需求不足的影响，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大，不得不被动加杠杆。重要的是，家庭和企业部门之间相互加强的反馈作用，使得不论是家庭杠杆率的下降还是僵尸企业的出清都变得愈加困难。为了保就业，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虽然会起到一些效果，但仍难以扭转企业经营问题对家庭部门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及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上升，需警惕金融系统内部风险与之相互叠加，引起金融再次“脱实向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下降。从外部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贸易环境的紧缩将继续拖累进出口增速，同时全球增长放缓也导致外部需求放缓，这将进一步拖累进出口增速。尽管人民币汇率2019年11月以来在合理区间小幅震荡，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仍不可忽视。

1、全社会商品消费零售总额持续下降，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持续下降。深层次原因是从中产向资产阶层转换中触礁，在资产阶层与农民之间，在城乡之间，在国企与民企之间，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贫困地带"夹心层"，特别是近期民营企业大量失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夹心人"，这些人消费下降，风险加大，有可能形成系统性的消费信贷风险和信用卡风险。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下降，消费外流严重。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但降幅收窄。1 月至 11 月的累计同比增速为 8.0%，较 2018 年同期低了 1.1 个百分点。而 2018 年相较 2017 年同期累计同比增速低了 1.2 百分点。

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财富效应下降。作为生产资料主体的国家部门消费力持续下降。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财富集中于国家，在反腐败与廉政建设推动下，政府的消费能力持续下降。如何把政府财富转化为人民财富，需要推动所有制结构与形式的改变，可以考虑将国有资产通过社保基金、养老金、公费医疗、公费教育等形式转移到人民账户中。国有企业股权逐步划归社保基金管理，让人民敢消费，能消费，多消费。房地产价格的控制与股票市场的长期疲弱，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与信心。做大做好做强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手段。房子是人民的财富，是最大的投资也是最大的消费，也是国民经济的龙头。有的人妖魔化房地产，非市场化房地产是不正确的。房地产的市场化水平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这几年对房地产业的行政化调控，本质上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倒退。因为，房地产是中国人几乎是唯一拥有所有权的资产，是中国老百姓的主要信用基础。当房地产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时，国民经济的不确定性就会加大。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常理，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不可能建成一个资本市场，因为两者基本上是对立的。即使有很多民企的上市公司，但是这些公司的大部分资产仍然不是民营企业的，也不是投资的股东的。他们只是拥有这些资产的使用权，这就对股票的定价产生重要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变得十分及时与重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为中心的两大前提条件下，形成中国的财富制度与有效的市场体系。这需要结合科技革命，创新理论与制度，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这种制度创新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2）"夹心层"收入大幅度下降，居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影响消费需求持续下降。在收入分配方面已经触碰"体制硬核"，使得体制内与体制外差距扩大到了一个极限，风险加大。在城乡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夹心层"和"夹心人"，由于民企倒闭数量的扩大，"夹心人"数量不断扩大，一方面形成了巨大的信用风险和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也是消费逐步衰竭的重要原因。"夹心人"一旦失去工作就会变成赤贫，从而成为精准扶贫的新目标。

（3）消费大量流出，农产品丶轻工业品外汇汇率倒挂严重，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世界工厂"大量商品回流中国，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一些岀口企业倒闭和退出，又形成了新的失业，反过来进一步压缩消费。

初步研究，由于汇率定价问题，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很多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汇率倒挂，如按现有汇率，在加拿大购买2斤猪肉，在中国只能购买1斤猪肉。在美国购买2到3件品牌西装，在中国只能买1件。房地产价格也出现倒挂。

虽然从报表上反映海外消费并没有明显增加，但是中国居民海外现金消费显著增加，特别是海外留学消费、旅游消费增加较多。

2、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多年持续下降，出现了制度性"流动性陷阱"的迹象。民间投资与制造业投资大幅减速。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日益突出，经营环境亟待改善，民企倒闭、跑路、退出数量大幅增加，制度性矛盾已经达到一个临界值。海外投资风险加大，外资进入中国顾虑重重。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投资动力减弱。

2019 年 1-11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持续下滑，预计全年增速 5.2%，比去年回落 0.7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下滑主要受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影响。其中，房地产投资虽缓慢下行，但新开工面积增速和施工面积增速双双回暖支撑了房地产投资增速仍保持坚韧，1-11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10.2%，高于去年全年累计 9.5%的增速。受内外需疲弱的影响，制造业利润持续下降，制造业投资年内大幅下滑，1-11 月累计增速 2.5%，预计制造业投资全年累计增速 2.5%，有望企稳。1-11 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速为 4.0%，比去年全年提升了 0.2 个百分点，在逆周期调节不放松的前提下预计明年将继续回升。

近7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制度性原因，虽然准备金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投资数量仍然不断下降。总体判断是出现了制度性结构性的"流动性陷阱"。

（1）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深层次原因是体制问题形成的"信用不对称"和"关系型融资"问题。而制度面临的"两难选择"使得民企发展不确定性增加，民企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很多民企选择了退出模式和观望模式，使得经济出現了结构性制度性的"流动性陷阱"。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产权。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金融信用明显集中于国有企业。金融制度中还存在一系列对民企的歧视。这种不公平严重影响市场的价格与难度。另外，中国的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关系型融资"。显然，在金融市场，出现了制度性的"金融不公平"。2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用不对称"与"关系型融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制度性问题，这种问题就触碰了改革开放的"硬骨头"。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民营企业对社会制度的理解出现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冲突与对立，而文革的历史印记则强化了民营企业家的恐慌。如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及资本经济的有机的历史的统一性，成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明显触碰了制度的底线。

（2）由于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投资热点减少，市场动力不足。

中国的资本市场本来就先天不足，它根植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发源于一个传统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经过20年的改革完善，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发展资本市场的重大难题。所以，资本市场长期裹足不前，十年未涨，使得投资者信心丧失。而房地产市场则是较强的行政干预，限购、限贷、限价、限时、限量，基本上回归到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而房地产权与房地产税的不确定性，使人们的预期发生改变，使得房地产投资下降，可能会出现暴跌局面。所有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更愿意持币观望或者是移民海外。如果这些问题没能很好解决，将进一步强化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3）制造业投资大幅度减速，特别是民营制造业投资下降较多。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来之不易。目前，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降，特别是民营制造业投资大幅下降，产能开始向东南亚、印度、南美等国家转移，极有可能使中国失去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投资下降的深层次原因，除了制造业本身的巨大的沉淀成本、创新成本等特征以外，与制度性的"信用不对称""关系型融资"有关，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有关，与中国制度性的"金融不平等"有关。所以，中国需要建立专门的"制造业金融体系"，保住与强化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实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4）外向型投资受外部环境约束，增长难度加大。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制度性差异，对投资预期产生巨大影响。

（5）地方政府与国企投资动能减弱，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出现了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运动式监管、官僚主义监管严重制约投资动力，亟待建立科学精准的监管体系。

3、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加大，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增大。由于中国金融开放提速，资本项目逐步放开，很多过去管用的防火墙被拆除，风险与危机敞口暴露，西方国家随时有可能对中国实施金融攻击，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任务日益繁重与紧迫。

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伴随二级市场投资比重加大，再加上资本项目放开，原有的防火墙折除，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暴露。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中美贸易摩擦、国际政治地缘风险、国内经济金融领域风险等因素，可能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造成一定影响，加大跨境资本波动。从净误差与遗漏项来看，短期内不容乐观。自 2015 年“8.11 汇改”以来，尽管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净误差与遗漏项所隐含的资本流出已经接连 3 年呈现了 2000 多亿美元的规模。这显示跨境资本出现净流出压力，反映出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市场的避险情绪持续强烈。尽管 2018 年有所减缓，仍呈现了 1600 多亿美元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央行有必要实施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在“三元悖论”的理论中，如果一个国家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实施资本管制是必须和必要的手段。悲观来看，若继续每年以 6000 亿美元（资本账户以及净误差与遗漏项）的规模资本流出，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在五年内耗尽。此外，偏低的外汇储备/M2比例也隐含了另外一层风险。中国居民每年有 5 万美元的汇兑额度，保守估计只需要14亿人口的5%拥有汇兑5万美元的财富能力，就极有可能将外汇储备快速耗尽。保守估计，中国居民财富的前 5%绝对有能力汇兑这 5 万美元的额度。

4、贫富悬殊扩大，居民负债率不断上升并与不断放缓的收入形成鲜明的"剪刀差"，居民信用风险、消费信贷风险、信用卡风险不断积聚，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传统理论中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化为"人的价值陷阱"。

5、CPI和PPI出现剪刀差格局，在GDP放缓的同时，CPI呈持续上升态势，宏观经济出现"滞胀"的苗头。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价值函数发生重要变化，应当加大创新力度，充分激发6大红利，优化价值函数，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6、统计数据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充分问题，GDP/M2易被误判，就业数据统计误差较大，以致于造成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失灵"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及时校正，可能会造成"灾难性计划经济模式"。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充分问题，从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败，从而使得价格调节机制和价值规律失灵。当政府的信息水平小于市场水平时，政府的调控与管理功能也会失灵。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双失灵"的风险，如果这种风险出现，宏观经济管理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样。一是统计信息制度的政府化行为较强，很多地方政府并不能真实反映统计数据；二是中国经济具有特殊性，与西方国家不可比，也是主要经济指标出现异常。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微观结构不同，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低，市场发现价格与GDP的水平低，大量GDP没有进入市场化统计环节。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大量生产资料没有市场化周转。中国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这些数以百万亿的公共物品往往只有投资没有消费，使中国的消费数据与GDP"统计失真"。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经济""无色经济"，统计误差较大。三是中国的金融结构中，间接金融比重远大于直接金融比重，M2大，M3小，货币结构呈"倒三角"，特别是微观市场的资本生存机制触碰"制度硬核"，治理难度加大，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自发调节和优化功能。更有甚者，很多经济学者和管理者，误把M2/GDP过高理解为货币供应过多，在不同历史时期，使得逆周期调控出现"失灵"状态。

7、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背离、货币价值与价格背离、房地产价格与人民收入背离，形成三个日益明显的"经济断点"，使得金融市场、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三大市场"风险日益暴露，容易形成系统性经济与金融危机。

僵尸企业、僵尸资金、僵尸资产、僵尸人才"四大僵尸"占用大量社会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严重影响经济金融效率，使得金融系统货币乘数下降，催生经济滞胀和金融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新国企、新经济、僵尸企业、房地产占用大量资金，对原有的实体经济形成四个方面的"挤压效应"。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雪上加霜。

大量民营企业倒闭、跑路和退出实体经济，金融存在制度性不平等，经营环境持续变差。其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形式制约民企信用和融资，由于宣传及个别地方政府的言行导向，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失望，选择转移海外和退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将岀现严重的衰退甚至社会危机。

二、2020年，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为突破口，以改革开放作为主要抓手，把"科技革命"作为"金钥匙"，实现中国经济金融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决定，这一决定切中时弊，为我们解决当前经济金融中的一系列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中国实践，以科技革命为契机，集中全中国人民的智慧，以5000年中华文明为基石，创新伟大的思想与理论，并使这一思想与理论与全球的价值观相统一、相融合，并且成为全球发展思想和理论的标杆。未来的国家竞争主要是思想与技术的竞争。中国有5000年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国的优势。充分研究和运用这一优势，海纳百川，吸收全球优秀的文化与技术，创新社会制度。

科技革命包括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价值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必将引起社会革命。本轮科技革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的第三次文明，第一次文明是原始社会，第二次文明是阶级社会，第三次文明是科学社会。目前，全球正在从第二次文明向第三次文明过渡，这为中国实现与全球文明的对接，实现理论与思想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习近平主席在G20大阪企业家高峰论坛上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从生产力层面深刻论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全新的历史观，这也突破了阶级划分社会的标准。

中国的经济金融问题已经触碰了改革开放的"硬骨头"，到了"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关键时期，很多矛盾需要用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来解决。

1、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科技革命为契机，创新理论与制度，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崛起，实现与世界文明的有机统一，推动世界命运共同体和谐发展。这是正确解决当前国际国内各种经济金融问题的突破口。

一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为基础，创新价值理论。解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难以计量的"马克思难题"，利用科技革命带来的大数据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精准计量与核算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作为经济体的主变量，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把经济活动转化为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最大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以科技革命为契机，推动第二次文明（阶级社会）向第三次文明（科学社会）转变。关键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商品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变，推动阶级社会向科学社会的转变。利用区块链技术，发展通证经济，实现生产资料数字化，数字分配通证化，实现经济成果由资本（人的存量价值）、劳动（人的流量价值）、客户（人的信息数字价值）共同参与分配的通证经济制度。一旦经济红利由员工参与的多元的分配，阶级剥削问题迎刃而解，生产关系就实现了质的飞跃。这种制度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实现公平有效的現代化治理体系。是对资本制度的否定与超越，但是又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普世价值观。三是把人的价值作为价值函数的主变量以后，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价值管理体系，并推广至全球。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和科学的监管体系，鼓励科技型央企、大型的高水平科技企业（如华为、阿里、腾讯、平安一账通等）在全球发展以区块链+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以个人的时间使用权为质押，以市场化定价为依据，全面推动人的价值的提高，一旦中国人的平均价值等于美国人的平均价值，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3到4倍。所以，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是人的价值竞争。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只要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2、建立超市场的市场经济，实现资源配置方式"弯道超车"。

中国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归纳起来就是“超市场的市场经济”。

第一，市场。这种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信息技术+市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市场中的作用，实现市场功能建设的“弯道超车”。市场的重要功能在于发现信息与价格，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市场的自发功能被互联网机制超越。科技革命能够引发社会制度变革，中国正在践行这种变革。目前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中国政府部门的应用意义重大。这种科技革命可能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使得中国自然演进到科学社会。

第三，有效政府+市场。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的合力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市场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邹平座，2005)，这种局限性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机会价值、效用失真、有效需求失衡、交易成本等。这些局限性是各种危机的根源，也是市场失灵的原因。所以，市场经济这种机制就需要公信力的政府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政府的调节机制必须是科学的、有效的，在很多时候，政府也是失灵的。所以，中国应当充分把握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势，推动政府科学化水平，使得政府的大部分职能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有效运用来实现。改变现有的金字塔式行政层级体制，裁撤人员，将政府职能以信息化的方式外包给有实力的科技公司和信息公司。推动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充分发挥区块链在信任机制、共识机制、共享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科学自主的社会治理体系。政府职能的科学化、信息化转化，将减少传统上很多政府职能的人为操作空间，使得政府职能更加公开化、透明化，降低腐败滋生的空间，更好的实现为人民服务。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适应中国国情。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严重缺陷就是两极分化，使得全球价值链的价值资源配置越来越趋向高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全球货币制度安排、贸易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个别大国垄断世界资源，人为制造国别价值差异，阻碍了全球价值的自由流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制度下，南美洲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原来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和非洲国家，后来通过改革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如俄罗斯、东欧国家等，经济发展每况愈下。

第四，央企(国企)+市场经济。央企与国企是政府管理经济、弥补市场局限性、客服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央企与国企(以下统称国企)，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它是中国防范危机的保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在全球价值链的建设上面临人口众多，差异性大，发展相对落后等诸多问题。要想超常规地加快价值链的修复、维护与发展，需要国有企业形式的特殊价值链。国企的目标函数与民企不同。国企在时间上追求可持续发展，在空间上，追求市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区域性均衡发展，人的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全球均衡发展。但是，国有企业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最主要是腐败和治理体系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国有企业管理体系，这就要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一是推动国企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试点合伙制管理与通证管理，把区块链技术引入国企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制度透明化。二是把国企管理与个人价值管理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价值配置模型。国有企业形式是一种特殊的价值链，在这个体系中，如何发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具有特殊的规律，也遵循科学价值理论的一般规律。

中国超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目前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正确认识和总结这种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加强党的建设，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党，改造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9000万党员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每一个细胞的"正能量"和"暗物质"。建设智慧政党、科学政党、人民政党，实施信息化、扁平化、智能化、科学化组织管理与现代化治理体系。

习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不仅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指导，更在于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践、用中国的语言、总结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用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先后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又体现出了时代性、创新性。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课题，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迈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科技革命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迎来了重要的机遇。面对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和各种困难，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世界的战略要求，充分认识科技革命是百年变局的重要含义，推动中国社会的向第三次文明转变，创新价值理论与分配制度，推动政党理论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中国的科学思想、科学社会制度与全世界价值观有机统一，并形成科学的、有说服力的、有重要实践价值的理论与创新体系。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尊重科学，真正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深入而努力实践，变成一个科学的党、人民的党、先进的党、智慧政党、高效的党，用最先进的科技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区块链技术武装自己。

4、创新科学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制度与市场体系，做大做强做好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大幅度增加人民财富，增加全体人民幸福感与安全感。

中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资本市场制度，在微观基础上"血脉梗阻"，难度较大。"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又出现了大量的"新国企""国进民退"，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弱化。再加上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不公平和腐败问题，资本市场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

房地产市场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制度硬核"，土地制度公有制与私有化产权的矛盾日益明显。政府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客观上，使得房地产市场化出现严重倒退。

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的"两大蓝海战略"，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方面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又要发挥政府市场化调控和科学监管的能力。建立科学的、市场的、民主的、信息化的、智能化的现代化的监管体系。坚决克服运动式监管、一刀切"割韭菜"监管、官僚主义监管和形式主义监管。

在科技革命背景下，探索人类第三次文明与区块链技术的对接，实现资本市场经济向通证经济的过度。在科学监管的背景下，严格技术准入制度，推动股份制向通证制的过渡，实现"人民中心"论与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制度的有机统一。所以，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价值革命和社会变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

5、创新金融制度，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创造全球最好的经济金融环境与生态。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创新金融制度，使金融更好为实体经济与民营企业服务。要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金融内在的制度性问题，必须通过制度性、结构性方案来解决。政府应当增加民营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使生产资料使用权、知识产权、集体土地使用权、数字资产具有法定的融资能力，着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区块链，多渠道真正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造全球最好的营商环境。必须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民营企业的各种权利，建立服务型政府，尊重企业家，使创业企业家得到真正的主人翁地位，尽量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冲突，建立"弯道超车"的现代化、数字化制度体系。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科学的有效的制造业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各种经济金融风险，建立精准的、智能化的、市场化的反危机系统并有效切分到各高科技企业，实施分布式外包，集中连接到"中央大脑"。特别是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各种风险暴露，要进一步完善与建设高度灵敏发达的国际反危机系统与防火墙。

三、2020年，货币政策以充分就业为最重要目标，牵一发而动全身，着手建立现代化货币政策治理体系。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全面对外开放。下大力气支持实体经济，实现了中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

2020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金融风险加大，金融稳定压力加大。要遵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统一布置，全面抓好"六稳"工作，进一步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紧紧围绕"三大战役"攻坚战，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操作创新的力度，努力建设现代化货币政策体系。

1、创新货币政策理论，充分运用科技革命与价值革命的契机，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货币金融理论，探索单要素（人的价值）生产力背景下，经济增长理论，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函数、国家价值链函数、企业价值链函数、家庭价值链函数与个人价值链函数，为建设实现金融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2、创新货币金融制度，深入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建立既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又能防范金融风险；既能实现充分就业，又能实现货币稳定；既能增强国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又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货币政策制度安排。

3、大力支持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建立专门的监管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竞争，创新以人的价值+区块链的数字资产体系，抢占全球数字货币制高点。

4、创新宏观管理与统计的市场化机制与微观机制，加大推动建设金融信息化与统计制度外包力度，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管理消费与投资数据，并且集成现代化的、动态化的、大数据的、市场化的宏观管理模式与货币政策决策与执行体系。

5、把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全面支持"三大攻坚战"各项目标的完成，以充分就业为最主要目标，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力争"实现中国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制度红利"，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2020年将是中国最不平凡的一年，既是全球百年变局之年，也是中国制度转型，建立现代化制度的一年。在货币政策方面，关键是要学会在信息社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在新的价值函数中把握货币政策的目标与工具，创新货币政策理论，紧紧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机，突破传统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以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的生产力函数中，求解各项货币政策目标。关键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集中全中国人民的智慧，创新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人民、面向全球的现代化理论与制度体系，突破改革开放的"制度硬核"，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